蒋方舟:想象的祖国

13 06 2012

   1947年,一个叫郑定邦的建筑师奉命为台北市的街道命名,他把一张中国地图贴在台北街道图上,中轴线对准中山南北路,然后把中国地图的地名,一条一条画在台北街道上。所以熟悉中国地图的人很难在台北迷路,因为一抬头就是“温州路”、“西藏路”、“武昌路”。
这样的布局,在当时,多少寄托了反攻大陆的梦想吧。
65年后,“反攻大陆”的说法仍时常被提起,却往往是被大陆人提起,半开玩笑地期待着台湾早日统一大陆。
台湾,成了浮游在中国大陆上的一张地图,成了想象中的祖国。
到台北桃园机场是下午,湿热得很。
在大巴上,中年导游介绍台湾现在有两千三百万人,其中大约两百万人如今在大陆做生意。我忽然想到,1949年,徙台湾的大陆人,似乎恰好也是两百万。当年投奔台湾的人,满心前途未卜,可恐怕怎么也想不到如今会以这样的方式回来。
导游又说:“大家往窗外看哦,这就是台北。那很多人会说嘞,本来以为台北会很繁荣,一看嘞,诶?!怎么这么会破~~”
车窗外的台北,的确是旧旧破破的样子。建筑不高,灰灰矮矮,街上一批批骑摩托车的人穿行,感觉有点像80年代的中国大陆,或者是内陆的一个被遗忘的二三线小城市。
导游随即自问自答,说台北之所以这么破,是因为台湾人对房屋拥有所有权,政府不能因为城市建设的原因拆除或者征用;不像大陆,看起来很新,因为房子都是国家的,而不是自己的。
大概是因为带惯了大陆来的游客,所以导游在介绍台湾的时候,总是会和大陆做对比,比如言论自由,比如民众对待领导人态度的不同。
我在大巴车的后排,看着导游手舞足蹈讲一些对我们来说或许已经有点老旧的政治段子,惟妙惟肖地模仿着毛泽东、邓小平等领导人,忽然觉得他的言行在两岸关系中有种象征意义:台湾对大陆,有自傲、有怨恨、有同情、也有取悦。十分微妙。
台北是很容易让人喜欢上的城市,刚到其他大城市的时候,迎面而来的往往是设计和规划过的“城市印象”,而在台北,面对的则是一种复杂和旺盛的生命活力。规划是生活的延伸,该有树的时候便出现了树,在要有路时就有了路,所有的路都沿着房屋弯弯曲曲。人类生活是血液,城市建设则是血管,它是保护和包裹,而不是一拍脑门的设计和切割。
台北应该是简·雅各布斯最爱的那种城市,它是自然生长的结果,这种生长是连贯、有感情且不可预测的,有自己的逻辑,规划在它面前显得如此苍白。
路上咖啡馆很多,大概是因为台北不是一个容易行走的城市。因为天气的关系,湿热多雨,间或夹杂着暴晒,走起路来又晒又闷又出汗,一会儿就累了,赶急赶慌地要找个清凉干净的地方坐下。
写作环境大概决定了台湾的文化吧——小清新的音乐与文学,不大像欧美文学能明显看出在城市中的穿行感,而更像是一边喝饮料,一边看着玻璃窗外写下的。舒服熨帖之极,可视野总有局限,望不出天之涯地之角。
在这里,经常会有“原来是这样!”和“这样才对嘛!”的醍醐灌顶感。尤其是食物。“原来这才是铜锣烧!”“原来这才是章鱼小丸子!”自己原来吃过的同名食物,只是长得很逼真而已。在夜市吃了一路,时常会露出美食外景主持人那样的、一口咬下去仿佛撞鬼的惊讶夸张的表情。
我发现夜市人极多极热闹,每个人手上都拿着食物,但是路上非常干净,连丢弃的竹签都很少。
不只是夜市,整个台北市都很少见到垃圾箱,可是街道上却很干净,除了落叶,没什么垃圾。要扔垃圾的话,得到捷运站,或者到7-11便利店,拜托店员扔。
忍不住想到内地街道,垃圾桶很多,可街道仍然很脏,尤其是垃圾桶附近,常常见到一片狼藉,印证了“破窗理论”
这种反差,若抒情地叙述下来,再加个“见微知著”的题目,例如《文明的细节》之类,仿佛能构成一篇很好的《读者》卷首语的豆腐块文章,旨在痛心疾首批评民众素质太低。
指责国民劣根性以及素质低下是鲁迅以来知识分子的职业许可证。它既说出了很大一部分人的心声,又巧妙规避了政治上的风险,同时也有个优美的愤怒姿态。而把台湾人和素质和大陆人素质对比,则是一个更讨巧的方式。
称赞台湾人素质高可做多重延伸,“右派”可以声称是民主制度使台湾人素质高,温和的民国爱好者们则说由于中华文化,使台湾人素质高。
最近几年,大陆对台湾的溢美热情得令人尴尬,连台湾人自己都忍不住问:“我们真有这么好么?”
晚上,在露天饭馆的二层,我和两个绿营的台湾人聊到这个话题。作为看惯了岛内恶斗的他们来说,都很不喜欢现在大陆对台湾的过度意淫——尤其是最近两篇文章,一篇是韩寒的《太平洋的风》,另一篇是一个来台湾工读的年轻人所写的《台湾,就是我们中国本来该有的样子!》。
他们说台湾人虽然看起来很和善亲切,但是政治倾向的分化很大,一聊到党派的问题,可能一瞬间怒目相向,暗涌激烈程度如西班牙内战前夕。今天是太平洋的暖风,明天可能就是血流成河。
我忍不住想,大陆人对台湾的爱之深,有多少是源于对自己的恨之切?
台湾,经历过辛亥革命,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,它是一个“什么也没有发生”的平行宇宙,是一个本该有的中国,一个最好的中国,一个顺理成章的中国。对台湾的向往,也是痛恨加诸自己政治遭遇的反弹。台湾人抱怨,我们便觉得这是身在福中不知福、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。
可对台湾人来说,前有原住民的族群认同,后有日本殖民统治,才构成如今的特殊文化与“台湾模式”,并不能简单理解为中华民国的延续。
最近在大陆热映的《赛德克·巴莱》,媒体宣传为爱国抗日影片。其实,原住民的抗日,源于自身是土地的主人,保护自己的部落,而并不是遗民保卫大清帝国的土地,更不是中华民族抗日史的一部分。赛德克以及其他原住民部落,抗清也抗中,对抗一切针对本民族的殖民强权。看到影片在大陆宣传为“向英勇抗日的台湾人民致敬”,觉得有些滑稽。他们的民族,却成了我们的主义。
话说远了,还说台湾。
在吃完晚饭到咖啡馆的十几分钟步行里,我的钱包丢了,不知道是掉在了路上还是被扒。打电话报警,两位年轻的警察很快就过来。吃饭的餐厅已经打烊,警察打电话协调看监控录像,说:“那麻烦开下门啦,他们是外国来的……”
我一下子意识到,自己的“外国人”身份对他们构成了压力,一种要“弘扬国体”的压力。在餐厅,我第一次在警察陪同下看监控录像。一瞬间的兴奋竟然盖过了丢东西的沮丧。最后警察留下我的电话,说找到了钱包会通知我。
当然,我知道找到钱包的机会很渺茫。在回酒店的路上,司机知道我钱包丢了,说:“你千万不要对台湾留下不好的印象。”
我说:“当然。应该是我自己掉在路上。退一万步,哪个城市没有小偷呢?”
台湾人的确很好,温良恭俭让,亲切友善温和有礼。其中有多少是源于大陆人对台湾所投射的期望呢?而他们,正如台湾钱永祥教授所说,“台灣人正在努力做到大陸人所投射的期望。”“換言之,大陆人乃是台灣人的‘有意義的他者’”。
1945年,日本战败,国民政府统治台湾。
当时,岛内人民莫不欢欣鼓舞,觉得终于迎来了“祖国”。因为,在抵抗日本人的压迫时,日本人一句通用的恐吓是:“你们若不愿意做日本国民,返回支那好了。”因此,日本人的压迫越大,台人就越是向往祖国。
然而,如“欢迎国府筹备会”总干事叶荣种所说:“祖国只是观念的产物而没有经验的实感。”当国民政府真正统治,岛民却发现问题多多,在某些层面上还不如日本殖民统治。当时兴奋迎接国民政府的热血青年,在几个月后,就成了反抗国民政府统治的革命领袖。
国民政府,只是“观念上的祖国”。同样的,对大陆人来说,台湾大概也是一个“想象中的祖国”。就我看到的台湾,有原住民文化,有日本文化,而绝不仅仅是未死的民国,更不是未死的中华民族。
如现在还有相当部分的台湾人怀念日本统治一样,大陆人对台湾的“某种乡愁”,也是一意孤行、一厢情愿。
下午,我去了“二·二八”国家纪念公园。
如今,这里已经成了著名的同性恋聚集地。我了解“二·二八事件”,还是在《悲情城市》中。1947年,由台北一件私烟查缉血案而引爆冲突,市民请愿、示威、罢工。后来遭遇戒严、镇压、屠杀,大量意见领袖和市民或伤亡,或失踪,或流亡。
各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从800多人到3万多人不等。
二二八事件,一直是台湾政治“敏感词”。直到七十年代民主化运动之后,才解禁和平反。我在公园外的石碑上读到解禁后立下的石碑碑文,结尾是:
“勒石镌文,旨在告慰亡者之天灵,平抚受难者及其家属悲愤之情,并警示国人,引为殷鉴。自今而后,无分你我,凝为一体,互助以爱,相待以诚,化仇恨于无形,肇和平于永远。天佑宝岛,万古长青。财团法人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谨立。”
立下石碑的时候,距离二二八事件已经将近五十年。真相和正义迟来了一些,可仍然是正义。在这个六月初的下午,我在台湾,第一次感觉和中国大陆距离如此之近。

想象的祖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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